随着多年之前英国公投退出欧盟事件的落幕，二战结束以来，欧洲社会的一体化发展进程已经开始逆转。
未来欧洲社会演变的大方向大概率是逐渐走向分裂和碎片化，而且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也将全面尖锐化、彻底表面化。
移民欧洲的穆斯林
{jz:field.toptypename/}欧洲在战后数十年间，由于错误的移民政策、劳工的缺乏、文化上的白左思潮以及人口生育率的差异，正面临一场由伊斯兰文明扩张带来的深刻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体现在社会治安和经济负担上，更从根本上动摇着欧洲的文明根基，堪称一场现代版的“五胡乱华”。
曾经的欧洲大陆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孕育了深刻的哲学思想、灿烂的艺术成就与严谨的科学体系。从古希腊的哲学思辨到文艺复兴的艺术革新，再到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精神，欧洲在多个历史阶段为现代世界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并深刻影响了其基本范式。
展开剩余90%然而，步入当代，欧洲社会却呈现出日益严峻的内部撕裂与分化迹象；同时在伊斯兰文明日益渗透的背景下，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正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其未来走向也因此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冲突仿佛是宿命，其根源深植于过去，影响则绵延至今。
要理解今日欧洲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的目光必须穿透时间的迷雾，回到近1000年以前。
全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
公元11世纪末，欧洲基督教世界感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巨大压力。数百年来，伊斯兰的浪潮席卷了中东、北非，甚至一度淹没了西班牙，兵锋直指法兰西的心脏、圣城耶路撒冷。基督教的摇篮已被穆斯林统治长达四个多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向西方的教皇发出了屈辱的求援。于是在1095年的克莱蒙，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了那场足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演说。他号召整个欧洲的王公贵族、骑士和平民放下彼此的争斗，团结在十字架的旗帜下，向东方进军，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这就是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
很快，“上帝的旨意”这句口号如同燎原之火，逐渐点燃了整个欧洲。这既是一场军事的远征，也是欧洲基督教文明和东方的伊斯兰文明的一次全面的对抗。然而，历史充满了讽刺，当时的欧洲在许多方面是蒙昧与落后的，他们所面对的伊斯兰世界正处于辉煌的黄金时代。从巴格达的智慧宫到科尔多瓦的图书馆，阿拉伯人在数学、天文学、医学和哲学上都遥遥领先，他们保存了古希腊的经典，并将其发扬光大。
那时的伊斯兰文明是宽容、繁荣和知识的象征。
当衣衫褴褛、组织混乱的十字军踏上东方的土地后，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远比自己富庶和先进的世界。
第一次东征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1099年，在经历了残酷的围城战后，十字军攻陷了耶路撒冷，并在城里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不过，长达200年的血腥战争最终以十字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它留下的遗产却深刻地影响了后世。
十字军东征
对于伊斯兰世界，这场来自法兰克人的入侵成为了一段屈辱的集体记忆，并在近代西方殖民时代被反复唤醒，成为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重要历史源头之一。
视角回到今天，角色互换，曾经的征服者变成了被征服者。因为欧洲白左的圣母心泛滥，大批北非、中东的穆斯林被引入欧洲。这一次，他们不再是手持兵刃的征服者，而是作为劳工和政治难民被邀请进入了欧洲的大门，新的特洛伊木马由此开始。
人口是一个文明存续最基础的单位，当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时，它的文化、信仰和未来也必将被改写。
二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为了填补劳动力的巨大缺口，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敞开大门，欢迎来自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等地的劳工。当时的欧洲人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一场临时的经济互惠，他们来工作赚到钱之后自然会离开。但他们错了，这些人不仅没有离开，反而通过家庭团聚政策将整个家族连根拔起，移植到欧洲的土壤里。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置换就此拉开序幕。
德国出生的穆斯林
来看一组冰冷且不容辩驳的数据：1950年，当欧洲从二战的废墟中重建时，整个大陆的外来穆斯林人口不足百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仅仅过了两代人的时间，到今天这个数字已经爆炸式的增长到超过2300万，并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攀升。这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宏观数字，更体现在每一个国家的具体现实中。
在法国，官方宣称的穆斯林人口已接近总人口的10%，但许多研究机构认为：如果算上非法移民，真实比例可能高达15%。这意味着法国每七个人中就可能有一个是穆斯林。在曾经的北欧田园瑞典，短短30年间，穆斯林人口比例从几乎为零飙升至8%以上。在第三大城市马尔默，这个比例更是超过了20%。再把目光投向欧洲的心脏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拥有近600万穆斯林，占总人口约7%，在工业重镇和许多大城市，伊斯兰教已经成为最活跃的宗教。而在隔壁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个欧盟的总部所在地，穆斯林人口已占到惊人的25%到30%，最受欢迎的新生儿名字不是约翰或保罗，而是穆罕默德。类似的一幕在整个西欧都在同步上演。英国的穆斯林人口超过380万，占总人口6.5%，在伦敦和伯明翰等城市形成了巨大的社区。荷兰这个以宽容和自由闻名的国度，其穆斯林人口比例也已超过5%。从南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到中欧的奥地利，无一例外都出现了类似的转变。
这不是简单的移民潮，而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人口结构革命！一场正在重新定义欧洲身份的无声海啸！每一个西欧国家都在上演着类似的一幕，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决定未来的是出生率。我们知道人类的文明要实现自我循环，必须要有生育率为基础，一般来说，一个文明要持续发展，需要最低1.9的生育率，也就是一对夫妻要生育1.9个孩子。而欧洲本土族裔正在经历一场人口寒冬，许多国家的生育率早已跌破了维持人口稳定的2.1的替代率，德国是1.5，意大利是11.3，西班牙甚至更低。欧洲人似乎失去了繁衍后代的热情，milansports家庭规模越来越小，社会迅速老龄化。
与此同时，穆斯林移民社区的生育率却异常旺盛，他们的平均生育率普遍在3.0以上，有些社区甚至高达4.0或5.0。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一个正在萎缩、消亡的族群和一个正在爆炸式增长的族群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未来会属于谁？答案不言而喻。法国作家雷诺•加缪将此称为大置换，他认为，欧洲文明正在其故土之上，被另一种文明通过人口的方式系统性地替换掉，这并非战争，却比战争更为彻底。战争摧毁的是建筑和生命，而人口置换摧毁的则是一个文明的根。
皮尤研究中心的预测更加令人警醒：即便在零移民的假设下，由于现有人口的年龄结构和高生育率，到2050年，欧洲的穆斯林人口也将增长到3500万。而在中等移民情形下，这个数字将达到5700万，占总人口的11.2%。在瑞典，将有超过20%的人口是穆斯林；在法国和德国，这个比例也将接近20%。
而比人口置换更早到来的是社会的撕裂。欧洲人曾经引以为傲的文化多元主义，如今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幻想。它没有带来融合，反而催生了无数个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平行社会。在巴黎的郊区，在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在伦敦的塔村区，在马尔默的罗斯加德，这些被批评者们称为“禁区”的地方，名义上是欧洲国家的领土，但实际上欧洲国家的法律和生活方式在这里早已失效。国旗可能是被鄙视的对象，法语、德语或英语不再是通用语言，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才是。这里的商店不卖酒，这里的年轻人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或瑞典人，他们的第一身份是穆斯林。他们看着阿拉伯半岛的卫星电视，听着故乡伊玛目的教诲，对所在的欧洲国家毫无认同感，甚至充满敌意。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位曾经对移民张开双臂的政治家，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德国的多元文化社会已经彻底失败了。失败的后果是欧洲核心价值观的全面崩塌，首先被侵蚀的是法律的尊严。
在这些平行社会里，国家的世俗法律正在被伊斯兰的沙里亚法所取代。在英国，已经有超过85个非官方的沙里亚法庭在运作。这些法庭公然裁决一夫多妻制的合法性，并坚持女性证词的效力只有男性的一半，这完全违背了英国数百年的法律传统。在德国，甚至出现过法官在判决中引用《古兰经》为家庭暴力辩护的荒唐案例。
其次被攻击的是言论自由的底线。2005年，丹麦一份报纸仅仅是刊登了12幅关于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就引发了席卷全球的暴力抗议，丹麦使领馆被焚烧，无数人收到死亡威胁。十年后，这场冲突在巴黎升级为血腥的屠杀。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因其一贯的嘲讽风格，其编辑部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血洗，12名员工倒在血泊中。这种寒蝉效应在法国教师萨缪尔•帕蒂被当街斩首时达到了顶峰。他的罪行仅仅是在一堂关于言论自由的课上向学生们展示了几幅漫画。他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惨死，向全欧洲传递了一个血腥的信息，在这里讨论某些话题，代价是死亡。很多人认为，这种恐惧正在扼杀欧洲的灵魂。
而最后被颠覆的是男女平等的原则。这个诞生了女权运动的欧洲，如今却要面对一种中世纪式的倒退。2016年新年前夜的德国科隆，成为了整个欧洲的耻辱烙印。当晚，在科隆大教堂和中央火车站广场，上千名狂欢的德国女性陷入了一场有预谋的集体围猎。超过1000名据描述为北非和阿拉伯相貌的男子以小组形式将女性团团围住，肆意抢劫财物，并进行骇人听闻的性骚扰和侵犯。这不是随机的犯罪，这是一场带有征服者心态的对异教徒女性的集体羞辱。它赤裸裸地揭示了在某些思想极端的移民群体眼中，欧洲女性的自由和尊严一文不值。
而这场冲突也体现在对布卡和尼卡布的禁令之争上，当法国、比利时、丹麦等国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和世俗化原则，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着遮盖全脸的罩袍时，却引发了移民社区的激烈反抗和欧洲左派的一致批评。这绝非关于一块布料的时尚选择，这是一场根本的价值观对决，一场试图将女性从公共事业中彻底抹去，使其成为无面孔、无个性的附属品，并以此作为对世俗社会进行区隔和挑战的宗教符号。
当一个社会不再共享同一套法律、同一种价值观、同一种生活方式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一个文明的衰落不仅体现在精神上，也体现在物质上。欧洲健全的福利制度本是其社会繁荣的象征，但如今它却变成了吸引和供养这些新移民的巨大黑洞，正在被无情地掏空。
当初的劳工大多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壮年，但随后的移民潮带来了大量低技能甚至无技能的人口，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语言障碍、文化隔阂以及懒惰，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数据是不会撒谎的。在法国，阿尔及利亚裔的失业率是本土法国人的三倍。在德国，来自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难民群体的失业率常年维持在50%以上。在瑞典，超过一半的社会福利金正在流向仅占总人口不到20%的移民群体。这意味着，辛勤工作的德国人、法国人、瑞典人，他们缴纳的高额税款没有用来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没有用来给本国的退休老人提供更好的晚年，而是被大量用于供养这些不工作却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全套福利的移民家庭。他们享受着免费的医疗，他们的孩子享受着免费的教育，他们住着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他们生的越多，从政府领取的救济金和家庭补助就越多。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高福利吸引了更多不想工作的移民，而这些移民又给福利体系带来了更沉重的负担。这种制度性的不公正在撕裂欧洲的社会契约。
当一个本土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还要背负沉重的学贷，眼睁睁看着那些一句本地话都不会说的新移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分到一整套公寓时，他的心中会作何感想？当一个本土家庭因为税负沉重而不敢多生孩子，却看到移民家庭依靠生育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时，社会的怨恨与对立便如野草般疯长。欧洲的伊斯兰化，可不是100年后的遥远未来，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就能亲眼目睹的现实。当巴黎街头的金发碧眼成为少数，当柏林的教堂钟声被洋葱塔的呼唤所淹没，欧洲也终将变成欧洲斯坦。
发布于：山东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