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是英国闻明历史学家，其十二卷《历史研究》陈诉了天下各个主要文雅的荣枯，启发东说念主类对将来的想考与探索，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可惜这么一部巨著咫尺在中文天下尚无完好译本。2024年，复旦大学出书社隆重启动汤因比《历史研究》十二卷全本的翻译工作。两年往日，已有四五卷完成翻译初稿。2026年4月25日，由复旦大学出书社、复旦大学中中文雅国际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丝路文化与国际汉学研究院市欢主办的“汤因比《历史研究》十二卷本翻译与出书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召开。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栽种
从1975年汤因比死亡，于今已有半个世纪了，但他似乎还辞世，活在他的12卷本的《历史研究》中。
伸开剩余95%对中国西方史学史领域的学者而言，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极具影响力的文章。我于1959岁首次构兵这部作品，那时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出书了萨默维尔（D. C. Somervell）节本；大学期间阅读时我尚不可明白，却印象深刻——彼时汤因比被冠以 “反动的钞票阶层史学家”标签。从1959年于今，我与汤因比研究结缘已六十七年，亲历了他从被全盘抵赖到被誉为“晚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评价更动，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允洽的。
我主要谈三点内容：
第一， 汤因比过头《历史研究》的东传史，也即其在华传译历程。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战国策派”雷海宗、林同济等东说念主率先引介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不雅，并结合中国语境伸开阐释，汤因比学说自此在中国领有受众。1949年后，受苏联史学表面影响，五六十年代学界对汤因比全盘抵赖。改良洞开后，学界拨乱归正、重新扫视汤因比过头文章，我也撰文参与干系研讨，认为此前的抵赖是一桩学术冤案。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汤因比伸开全新评价，从曹未风等旧译本到郭小凌栽种新译本接踵问世，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推出的“汤因比文章集”也赢得风雅反响。汤因比曾到访中国，对中国文雅高度期许，认为这片地盘将出身触动众东说念主、立异想维的新事物；《东说念主类的未来会若何？》邀我作序，我以“汤因比给咱们留住了什么？”为题，指出他为中国粹界留住了宏阔的史学想辨想想与深入的东说念主文关怀，饱含对东说念主类将来的祈望。
第二， 当下咱们为何仍要研究汤因比。一方面，其史学想想完成了从想辨到叙事的报复转型，从《历史研究》到《东说念主类与地面母亲》的创作条理，彰显了优秀史学家的治学进阶；另一方面，其表面具有强烈现实意旨，他对于文雅形态与文雅发展的学说，能为当下文雅交流互鉴提供表面守旧，引发创新活力，这亦然本次工作坊的核情意旨所在。
第三，《历史研究》中译本的史学史。国内萨默维尔节本翻译历经多代学东说念主名家打磨：早期译本，1959年曹未风首译上册，1962年由曹未风、徐怀启、乐群、王国秀四东说念主翻译出书中册，1964年由曹未风、周煦良、徐孝通、刘玉麟、耿淡如、林同济、张师竹、章克生、丁彦博、王造时十东说念主翻译出书下册，译者均为学术各人，译文水准极高，历久成为通行本。新时期，郭小凌栽种团队的新译本更具时间突破性。翻译如同搭建“巴别通天塔”，是跨文化交流的中枢纽带，梁启超曾建议：“本日中国欲为自立，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足见翻译的报复价值。在此，我谨向承担本次十二卷本全译这一关键学术文化工程的译者与出书东说念主请安。
1959年版的《历史研究》（上中册），汤因比著，索麦维尔撮要，曹未风等译，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于1959年8月1日初次出书，1966年6月2日第二次印刷，里面刊行。图片来自网罗。
李雪涛 北京番邦语大学历史学院栽种
我今纯确凿要说的，其实不是《历史研究》若何被译成中文，而是一部天下历史研究巨著进入不同语言天下之后，如安在新的常识结构中被重新编排、重新阅读、重新安置。《历史研究》英文原作共12卷，1934年至1961年陆续出书；张广智至意刚才提到，萨默维尔先后将前六卷与第七至十卷分别缩编，并酿成自后影响极大的节本；该节本自后由曹未风先生等学术各人译成中文，在国内流传甚广。德文《Der Gang der Weltgeschichte》则是基于萨默维尔缩编本的两卷译本；日本方面除完好的25卷译本外，还有三卷缩译本与面向更平时读者的图说、通俗化版块，酿成了多档次的阅读体系。基于这些不同译本的各异化呈现，我今天发言的主题定为“从翻译到再结构：汤因比《历史研究》的跨文化重构问题”，以此突显这部文章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中枢各异。
往日咱们研究《历史研究》的翻译，每每默许英文原著是唯独步履，其他语言只是“忠实”或“不忠实”的问题；但如若把日文、德文译本放进来，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被迫复制原作，而是在各自文化空间中对汤因比进行了再组织、再排序与再解释。于是，翻译就不单是语言移动，而成为一种“跨文化常识分娩”。
《历史研究》十二卷本的体量极为浩大，全书高出三百万字、近七千页，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章。其中枢并非单一的文雅荣枯命题，而是一套高度分层、内容持续增补、晚年又经作家自我修正的浩大学术体系，自己并不顺应普通读者进行全书通读。事实上，绝大多数读者并不会完好研读十二卷全本，阅读节本透彻不错得志基础解析需求，而日译本、德译本的“再结构”，也并非对原著的减轻改革，而是适配不同阅读需求的合理优化。
在英语天下里面，萨默维尔的节本完成了第一次报复“再结构”，“节本”不等于简化，而是一次常识重组。它对原著进行压缩索求，梳理出中枢想想干线，将卷帙众多的“文雅百科”式史籍，更动为系统化的“历史形而上学文本”，大幅进步了可读性。十二卷全本承载着完好的学术史料价值，节本则兼顾了想想传播与阅读效率，二者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强化历史形而上学干线、聚焦中枢想想的呈现方式，于今依然具有报复意旨。
日文译本的处理方式极具参考价值：并未机械照搬十二卷原貌，而是将其拆分为二十五卷学术版，同期配套三卷节本，还推出了图说版、通俗普及版，完毕了读者分层与阅读节律的重构，既保留了学术完好性，又兼顾了群众传播需求。这意味着日本在采纳汤因比想想时，并不是“原样搬运”，而是进行了缜密化的出书与阅读筹算，既保留学术完好性，又主动分层读者。换言之，日本译本面对的不是一个玄虚的“原著”，而是一个需要重新切分、重新安排阅读节律的常识对象。我在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的《雅斯贝尔斯文章集》时，也模仿了这一想路：将《大形而上学家》中佛陀与龙树、孔子与老子的干系内容分别零丁成册，突破了原著原有界限辞别。这一调养契合了东亚学界的研究需求，径直推动了干系领域的研究激越，也印证了重新切分文本、安排阅读节律的报复意旨。
德文两卷本《Der Gang der Weltgeschichte》不是径直据十二卷全译，而是据萨默维尔获授权的缩编本转译。对于德语读者而言，英文并非外语，可径直阅读原著，因此德文译本的中枢并非语言移动，而是在德语天下中对原著再次进行想想重组，将浩大的内容压缩为表示的历史形而上学干线，把它安置为一部更契合德语天下需求、接近“天下历史进度”式的想想史、广博史文章。也便是说，德文文本不是“幼年数的汤因比”，而是“被重新聚焦的汤因比”。德语天下更和蔼的，不单是材料全备，而是历史形而上学的骨干是否表示。德文译本恰所以此为中枢进行重构，才确凿融入了当地的学术阅读体系。
我在从事《雅斯贝尔斯文章集》编译时，于2014年赶赴奥尔登堡查阅其一说念藏书（合计一千一百余种），发现其中藏有三种不同版块的汤因比文章，包含这套两卷本德译本，且留有雅斯贝尔斯厚爱研读的陈迹。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发源与计算》中也援用过汤因比的不雅点，这一“阅读现场”足以解释，德文两卷本并非普通的市集普及版，而是确凿进入了20世纪德国形而上学界与历史形而上学研究的中枢视线，这也让咱们得以从“版块各异”切入，探究汤因比想想的“跨文化采纳史”。
雅斯贝尔斯与汤因比天然不属于团结表面系统，但两东说念主都试图以大步履历史视线重新组织东说念主类文雅警戒。雅斯贝尔斯建议“轴心时间”，汤因比则以文雅荣枯与“挑战—应战”模式来把执天下历史。德语天下阅读汤因比，并不是随机的出书快意，而是战后欧洲重新想考广博史与文雅史的一部分。
歌德曾在与文牍爱克曼的讲话中提到，我方阅读《浮士德》德文原文时以为生硬晦涩，读法文译本却嗅觉盖头换面，译本让作品呈现出全新的想想内涵。我看到这些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直不雅的嗅觉——雅斯贝尔斯读到的汤因比，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一部书了。我在历久的翻译推广中也深有同感：一部文章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后，每每会成为一部全新的作品，这对于雅斯贝尔斯、汤因比这类想想家的文章而言，意旨尤为报复。
从想想史的视角来看，《历史研究》的跨文化传播呈现出典型特征：文本并非在不同语言中被精真金不怕火复制，而是在不同的常识圭表中被重新安置。在英语语境中，它是洞开、持续增补的文雅史体系；在日语语境中，它是可分层阅读的常识系统；在德语天下中，它被凝练为具有形而上学深度的历史干线，进入了雅斯贝尔斯这么的想想家的阅读研究视线。咱们面对的早已不是“一部书的多种译本”，而是团结个常识对象，在不同文化结构中屡次生成并产生各异化影响的完好经由。
结合日、德译本的警戒，我对《历史研究》中文全译本建议三点中枢建议：
第一，中文全译本应以英文原著为原来，但无谓将“忠实”明白为机械保留原著的卷册形态，需充分适配中文的阅读与抒发民风。
第二，日文、德文译本领导咱们，大型想想史文章的译本，结构安排、卷册辞别、导读档次、读者分层都是译作的报复构成部分。我在编译《雅斯贝尔斯文章集》时，为每册撰写了长篇导读，整合全球干系前沿研究效果，既得志普通读者的配景了解需求，也为专科研究者提供学术参考，这一警戒值得模仿。
第三，中文全译本若要确凿融入现代学术与各人阅读空间，除了“译出来”，还必须“重新组织出来”。
借用认识史的表述，翻译从来不是一词一句的刻板对应，而是语义结构与常识结构的再组织经由。《历史研究》中文全译本的中枢任务，不仅是复原既有文本，更是在中体裁术语境中，为这部巨著构建可明白、可研究、可进入的结构方式。从这个意旨上来说，翻译不是尽头，而是一次全新的想想生成的滥觞。
刘文雅 都门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栽种
我从事全球史与文雅史干系研究，感受到了《历史研究》缺少完好中文全译本给研究带来的未便。因为这部文章共十二卷，篇幅浩大，若非专门研究汤因比的学者，很难滥用大量时刻和元气心灵去读英文原著；我不专门研究汤因比，但研究全球史和文雅史无法绕开他，这就导致了“想读没时刻、不读又不行”的窘境。如若有了《历史研究》中文全译本，就能够更简便、全面地掌执其内容。因此这项翻译工作极具必要性，有报复的学术价值。
此外，《历史研究》在西方学界的评价虽有不对，但对于全球史兴起而言，它无疑是一个报复的渊源。汤因比对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的影响很大，二东说念主来回密切；麦克尼尔的岳父与汤因比是知友，因此麦克尼尔称汤因比为“叔叔”。汤因比死亡后，其家东说念主还专门交付麦克尼尔为他撰写列传，麦克尼尔在回忆录中也专门谈及此事。汤因比对麦克尼尔的影响，明显表当今“以文雅作为历史研究基本单元”，这小数从麦克尼尔的经典文章《西方的兴起》不错看出来。尽管在《西方的兴起》出书二十五年后，麦克尼尔反想认为不应过度强调以文雅为研究单元，应更留意文雅间的掂量与互动，但他明确承认，我方的学术想想深受汤因比的影响。麦克尼尔的核热情论有两大开首，一是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文雅单元研究范式，二是东说念主类学中的文化传播、交流与互动不雅念。由此可见，《历史研究》是考试全球史兴起的要道渊源文本。
《历史研究》的中文全译本还具有报复的现实意旨。学界研究汤因比时，大多聚焦于其文雅形态表面，却较少关注他对文雅与斗殴关系的想考。汤因比切身经历了两次天下大战，《历史研究》中报酬文雅腐败与解体的第四至六卷，恰是创作于两次天下大战之间（1930年代），书中深刻揭示了斗殴与文雅陨命的密切关联。他常将西方文雅与古希腊文雅对比，建议我方与修昔底德在形而上学上是同期代的，处于同样的战乱环境；他指出，伯罗奔尼撒斗殴径直导致了古希腊文雅的腐败。汤因比这些想考，对于扫视当下的国际场面、明白斗殴与文雅的关系，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因此，这部文章并不外时，其中仍蕴含着丰富的想想价值。历久以来，国内学界只可依靠曹未风、郭小凌等翻译的节译本。《历史研究》中文全译本的推出，能够全面推动国内学界对汤因比想想的研究，让学界更完好、系统地解析其表面体系。这项翻译出书工作，有着十分报复的学术与现实意旨。
邱江宁 杭州师范大学东说念主体裁院栽种
我虽并非《历史研究》领域的专科研究者，但凝听诸君巨匠的阐释后，深受启发与饱读吹，也深刻相识到《历史研究》的关键研究价值。我能参与这次会议，源于一段机缘：2024年，复旦大学出书社严峰董事长率团队到访浙江师范大学，与我那时主办的丝路文化与国际汉学研究院，缔结了《历史研究》全译本的框架相助公约。能够参与这么一项意旨关键的学术工程，与有荣焉。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现代学术领域的伟大成就，汤因比本东说念主曾登上《新闻周刊》封面，被誉为“天下史学的爱因斯坦”，亦然终末一位以宏不雅视线想考东说念主类文雅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亲历了两次天下大战，身处时间变局的中枢位置，这份丰富的时间经验让他更得意以学术回话时间危急、用历史视角解读现实变局。同期，他具备多语言研究上风，领有多元文化配景守旧下的全球方式与宏不雅想考智力。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以“文雅”为单元看待天下历史与天下方式，建议扫数文雅在形而上学上是同期代的、可相比的，每种文雅都有其自身的发源、孕育、腐败妥协体的规章，都有其独到的价值与意旨，不存在上下优劣之分。这种对文雅对等性的信守，恰是学术同理心的中枢——不以自身文雅的步履评判其他文雅，而是尊重每个文雅的历史语境与发展逻辑。汤因比确立的学术范式，米兰体育于今仍是史学界的报复参照，也让《历史研究》的全译工作兼具极高的学术意旨与现实意旨。
我历久从事元代文件与体裁研究，在此结合自身研究领域，谈谈跨文化翻译的启示。13世纪的元朝，突破了此前各文雅顽固零丁的景况，呈现出“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的大一统特征，肇开天下史出身之端始，与汤因比所描画的文雅形态有异代而同质的相似处。与前代华夏王朝不同，蒙古总揽者莫得自身老成的笔墨体系，也缺少汉文化基础，各民族、各文雅保留着自身的文化体系、想维方式与语言逻辑，这让元代常识分子面对着中枢难题：如何将儒家典籍精确译介给蒙古总揽者，让其明白并采纳华夏文化，以完毕对调处王朝的灵验不断。这种现实窘境，催生了元代独到的翻译机灵，对当下《历史研究》的翻译工作极具参考价值。
举已经典案例：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首创东说念主，在汉文化场域中是不可质疑的为万世立法的至圣，但在“国言语未尽通华夏”，而蒙古东说念主更未习学汉文的情境中，却面对“孔子为若何东说念主”的身份定位问题。忽必烈与汉族儒士交流时，曾直问“孔子为若何东说念主”，儒士赵璧解释说念：孔子乃“天的怯里马赤”，这一翻译不仅让忽必烈飞速明白孔子的地位与意旨，况兼深深认同其抒发，以为“辞旨明贯”（《元史·赵璧传》），并惊奇云“汉东说念主乃能为国语深细若此”。（虞集《中书平章政治赵璧改谥文忠议》）。“天”指“永生天”（Munkh Khukh Tengri），是蒙古总揽者所信奉的、赋予他们总揽正当性的最高神权；“怯里马赤”由蒙古语“kelemürči”（kelemechi）音译而来，其构词法、发音与突厥语“tilmäç”（翻译者）同源。“kele-”为动词词根，意为“说、传达”，“-mürči”是暗示从事某事、某事业的后缀词，“kelemürči”可直译为“寄语东说念主”。二者链接，意即“天意的传达人”。赵璧的翻译，是将汉东说念主敬慕的圣东说念主孔子，移动成蒙古东说念主敬慕的、传达天意的宗教事业身份。这一精妙的跨文化转译，促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亲近怜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元代儒家典籍地位进步、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学。元代在评定赵璧的谥号时，用“潜融密化于几微之间”评价其翻译造诣。“潜融”，是深度融入到某种文化、族群或者环境中，但又不失我方的价值理念和主体意志的活动；而“密化”是通过几细微切的抒发，将我方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内容浸入到某种文化、族群或环境中，并让对方感到允当妥帖。这启示咱们：翻译者需具备明白两边文化语境的教悔，达到圆融精微的转译田地，来完毕不同文雅间的常识传递与认同。这与李雪涛至意建议的“常识序列重组、常识新分娩”的翻译理念高度契合。
元代的跨文化交融有着丰富的推广方式，除典籍翻译外，还出现了图像本、故事本、全相本等通俗化传播载体，元杂剧更是多元文雅与常识高度交融重组的典范。以关公形象为例，这一形象被完好纳入藏传释教信仰体系，很可能收获于元杂剧中其象征性武器青龙偃月刀的传播效能。彼时常识分子对汉文化常识的精妙建构、西亚火器铸造时期和纹样艺术的传入，是此形象定型、老成的材料基础。最终，关羽因元杂剧的演绎，成为深入东说念主心的保护伞形象，进而被蒙古总揽者纳入元代宫廷仪轨，进入藏传释教体系，完成了跨文雅的传播与认同。这一案例也印证了翻译骨子上是常识的重重生成与重组经由。
汤因比领有复杂的时间经验与深厚的多语言修养，《历史研究》体系广阔、内涵深重，其中文全译是一项伟大且繁难的学术工程。我赤忱期待这项关键学术文化工程能够圆满完成。
黄洋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栽种
我对汤因比的了解十分肤浅，前边几位至意已从不同角度作念了精彩发扬，我仅谈一些衰退的想法。当先，我认为本次《历史研究》的翻译团队组建得相配好，不少译者是学古典学的，这一建设与汤因比的学术配景十分契合。《历史研究》一书中也赓续论及希腊文雅。
汤因比是学古典学出身，早年在英国温切斯特公学就读，这所贵族学校的栽种让他在中学阶段就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他本科就读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的专科是古典学。他的古典学功底深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达到能够创作诗歌的地步。自后每逢报复事情，他都用创作的古希腊文诗歌抒发我方的想法。这期间他受到牛津大学闻明古典学家、古希腊文钦定讲席栽种吉尔伯特·默里玩赏，成为他的乘龙快婿。毕业后，他赢得贝利奥尔学院教职，留院任教。若按正常的旅途发展，他会成为别称优秀的古典学家。但他是古典学界的“异类”：那时欧洲古典学界广博将希腊文雅奉为高尚的文雅，把它动作西方文雅的泉源。汤因比却不认为希腊文雅有何等高尚，这大要跟他酷好平时掂量。不管如何，这一看法可能影响了自后《历史研究》的写稿。由于酷好极为平时，仅过了三年，汤因比就对古典学失去了酷好，将更多的精通力转向对现实国际问题的研究与想考。
一战爆发后，汤因比进入政府部门，自后被调派到英国政府政治谍报部工作。战后，他作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幕僚参加巴黎和会，但并未起到什么作用，政治抱负受挫，乃决定离开政界。他在岳父吉尔伯特·默里的匡助下，打败强有劲竞争者，于1919年赢得伦敦大学科拉伊斯拜占庭及现代希腊历史、语言与体裁讲席栽种职位。任职期间，他利用假期赴希腊实地考试，撰写了《希腊和土耳其的西方问题》，副标题为“文雅的构兵：一个研究”，此时他便已确立以文雅为研究单元的中枢想路。
汤因比的《希腊和土耳其的西方问题》阐明出对土耳其的怜悯，却又不赞叹希腊，这触犯了捐钱确立科拉伊斯讲席栽种的英国希腊东说念主。到1924年，汤因比被迫辞去科拉伊斯讲席栽种的职位，转而谋得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临时职位，负责撰写当年的国际事务年度报酬。这个研究所在一战后成立，自后更名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也便是当今国际上大名鼎鼎的智库查塔姆社（Chatham House）。1925年，汤因比赢得一个煤雇主资助，保住了在研究所的工作，而后每年负责撰写国际事务年度报酬，一直到1938年，他似乎更乐于此说念。恰是在这期间，他开动构想和撰写《历史研究》这部文章。
《历史研究》出书以后，也曾风靡一时，但到1950年代中期，西方学界开动对汤因比大加月旦，自此他在泰西学界际遇苛待；与之相悖，他的学说在其他地区如日本、俄国、阿拉伯天下备受看重，其中日本是最浓烈的采纳国之一。
我认为当下出书《历史研究》全译本是特地旨的，也不错说高洁其时。我谈三点想法。
第小数波及到学术研究的趋势。比年来，文雅史研究强劲复苏，文雅交流互鉴研究方兴未已。汤因比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雅史家，在这一领域无东说念主能望其肩背。为汤因比撰写列传的闻明全球史家威廉·麦克尼尔对汤因比评价极高，把他和希罗多德等量都不雅，更称他是但丁和弥尔顿的袭取者，说他“具有建壮而富于创造性的大脑，刚毅不服地力争让东说念主们明白这个天下”。1950年代中期后汤因比虽遭学界苛待，在群众读者中却恒久影响巨大。1996年亨廷顿的《文雅的冲突与天下圭表的重建》问世后，文雅视角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接着在2011年，又接踵出书了两部影响平时的文雅史文章，那便是尼尔·弗格森的《文雅》和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管多久》，均围绕西方文雅能否连接占据总揽地位这一问题伸开探讨，其研究想路与汤因比深度关联。因此文雅史大有回想之势，有学者以致建议文雅史的回想也意味着汤因比的回想。另一方面，不错说汤因比亦然全球史的前驱，他的《历史研究》是一部确凿的全球史。研究全球史也无法绕开他。结合当下国内文雅交流互鉴研究的激越，我认为全译《历史研究》高洁其时。
第二，汤因比的历史相识与史学才略仍具启发性。他主张以文雅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元，敏感批判西方以民族国度为中心的历史册写。咱们知说念，民族国度是近代西方天下的产物，不是与生俱来的。不管从文雅史如故全球史的角度看，抑或是从全体的天下历史的角度看，以民族国度为中心书写从古于今的历史都会诬蔑历史的本来神态。在汤因比看来，民族国度是许多问题的根源，他把民族主义说成是“部族主义”。
汤因比建议的另一个月旦也十分深刻。他指出欧洲工业化从根底上塑造了现代历史想维，称之为“历史想想的工业化”。受工业化影响，史学研究者每每不是去关注历史中确凿报复的、有挑战性的问题，而是趋之若鹜地蜂拥到原材料集合的场地，为的是能够产出居品。执行上这小数值得咱们精通，历史研究中的竞今疏古倾向和汤因比说的问题掂量。我以为，汤因比所说的“历史想想的工业化”亦然咱们每每提到的史学研究专门化和碎屑化的中枢根源。一言以蔽之，汤因比认为，“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部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学缺欠的两个根源。
第三，汤因比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亦然他在泰西学界际遇苛待和批判的原因之一。1954年，英国历史学家景格拉斯·杰罗尔德出书《对于西方的谣喙》，专门批判汤因比，训斥他是西方文雅的“抵御者”。汤因比在1922年的文章中建议“西方问题”这一认识，指出土耳其的问题是西方侵犯导致的。在《历史研究》中，他哄骗这一认识报酬扫数其他文雅和西方文雅的构兵，指出扫数非西方文雅都面对“西方侵犯”这一“西方问题”；不出门于宗教信仰，他也试图区分，西方文雅的侵犯性并非源于基督教要素、而是庸碌要素所致。在《历史研究》第一卷中，他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推广背离了普众东说念主说念主义，呈现出部族性与恋战性；第八卷中，他直言西方与其他文雅的构兵总体上“是莫得教益的”。1953年，他出书《天下与西方》一书，更直白地批判西方，指出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民族国度轨制向外膨大，在东欧、西南亚、印度等地留住恣虐、闭幕与屠杀，非西方地区盲目引入这一轨制，仅是屈服于西方的政治强权与声望。总体来说，汤因比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仍十分具有启发性。
终末要指出的是，汤因比的文风高古、句式繁复、词汇丰富，翻译难度很大，但这部文章的想想价值值得咱们克服勤恳完周全译。
李宏图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栽种
我早年读过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出书的《历史研究》三卷节本，自后2016年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出书了汤因比的一系列文章，其中大部分也都读过，近期又重新复习，我透彻认同前边诸君至意发扬的不雅点。当下咱们重新阅读汤因比，其核情意旨究竟安在？从历史研究的视角，以及本次十二卷本翻译出书的学术条款来看，这项工作天然具备报复的学术价值，但我认为，咱们不可只是停留在对汤因比文章文本翻译的学术价值上，更应关注另外两个中枢向度：一是他的研究范式与问题意志，二是其对全球文雅的表面想考，这两点刚巧呼应了咱们当下倡导的文雅互鉴、文雅交流与融通的时间主题。
在全球化、跨中心的研究维度下，咱们恒久在反想种种文雅的中心论，泰西学界也历久深耕这一领域，其研究不错说也恰是沿着汤因比的文雅维度伸开的。天然，这一研究范式的酿成，也离不开诸多学术潮水与想想资源的推动。我熟悉的伦敦大学政治想想史研究中心主任瓦鲁萨基斯（Georgios Varouxakis）栽种刚出书了《西方：一种不雅念的历史》(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重新梳理了“西方”认识的酿成以及在历史中的演进；旧年暑假我还在书店看到大量反想西方的文章，比如《天下如何制造西方》(How the World Made the West)等。在这个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汇的时间，每个文雅空间的东说念主们，都在重新扫视自身文雅的价值与定位，以及与天下的关系。
基于此，重回汤因比以文雅为单元、以文雅形态为中枢的研究，我深刻体会到他建议的“文雅独到性与普适性相结合”的不雅点：每种文雅都有自身的独到脾气，但毫不可过度强调独到性，必须兼顾内在的普适价值。二者之间的步履把执，不仅是对学者的纯熟，更是政治推广中的报复课题。此外，汤因比在《从东方到西方》等纪行中还建议了要道问题：如若全球城市都在照搬伦敦的模式，趋于同质化，并将此视之为文雅，那么文雅的步履到底是什么？又该由谁来制定？诸如这些问题应该在当下被重新激活，汤因比虽未给出表面层面的谜底，却为咱们指明了研究办法，这恰是咱们翻译、研读汤因比文章的核情意旨。
咱们还每每忽略一个要道要素：汤因比并非纯正的学院派学者。他的学术研究在泰西学界饱受月旦，被认为不透彻得当历史学的学术表率，但如若磋商到他历久在英国际交部任职，主办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编《国际事务概览》，还在一战期间服务于谍报部门，战后以幕僚身份参与巴黎和会。他与凯恩斯一样，对巴黎和会上列国只顾自身民族与国度利益的活动深恶痛疾，认为这是引发新的大战的根源。如今学界已将一战、二战视为“新的三十年斗殴”，二者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恰是这段冒失与国际事务的从业经历，让汤因比领有了卓绝民族国度、以文雅为研究单元的全球视线，也使其著述不再死板于学院派的“表率”。恰是如斯，汤因比的学术视线狡饰全球，这亦然他能写出这部天下性巨著的中枢原因。因此，咱们翻译汤因比文章，不可只垂青其学术研究价值，更应将其视为是一种反想全球性文雅形态和模式的表面范式。
基于以上想考，我也建议：翻译与研究深度结合。咱们不可仅完成十二卷本的文本翻译，更要围绕汤因比的文雅想考、西方文雅的反想、文雅价值等议题伸开深度研究并撰写学术文章，让学界与社会全面明白汤因比的孝敬与意旨，这也同期能让十二卷本赢得社会更多关注与认同，似乎不错处分刚才李雪涛至意所说，多数东说念主不融会读十二卷全本这一问题。不仅如斯，咱们不错依托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打造出文雅史主题翻译丛书。比如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文雅：词语与不雅念》一书中，曾对“文雅”这一认识作过系统梳理，该书咫尺尚无中译本，极具翻译价值。天然还有许多这一主题的书，因此，以《历史研究》十二卷本翻译为机会和基础，系统纳入各式文雅单元、文雅形态研究干系的文章，酿成复旦大学出书社的学术“拳头”居品，这不仅能进步学术孝敬，更能同样社会反想种种文雅中心论——汤因比的研究绝非举高某一文雅为中心，而所以全球视线扫视扫数文雅的形态与内在价值。在我看来，这套丛书将推动史学研究范式创新，重塑民族想想不雅念，正如李雪涛至意所说，是对常识体系的重新结构化与重置。
一言以蔽之，《历史研究》十二卷本的翻译是滥觞而非尽头。咱们不错依托现存翻译团队，持续推动文雅史系列文章的翻译出书，以十年为期，作念成一个兼具学术影响力与社会文化效应的丛书出书，这是对时间确切凿孝敬。复旦大学出书社理当许担起这一工作，让翻译出书不啻于一种文本呈现，更成为推动想想创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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